作为女性的善与恶？：晚期盎格鲁-撒克逊《心灵的冲突》插图中的性别认同图解
作者：Stephenie McGucken
翻译：函数z
校对：Eureka
原文标题为：Vice & Virtue As Woman?:The Iconography of Gender Identity in the Late Anglo-Saxon Psychomachia Illustrations
《心灵的冲突》是一部暴力的作品：它生动地描绘了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观众看到的是在善最终战胜恶的过程中，对恶人格化后的身体的残害和肢解。善恶的身体很少显露出来，它隐藏在“衣服”下面；这些“衣服”就是将善与恶识别为男性或女性、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特质。性别不是简单明了的：它是以抽象的方式构建的，允许艺术家在一个场景中坚定地将善与恶视为一种特定的性别，同时在下一个场景中转移这种身份，以便观众在阅读叙述的过程中感受更大的意义。在一个创造性别转换的游戏中，这些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鼓励观众尝试将人物识别为一个特定的性别，在确定性别之时，艺术家又改变细节以破坏性别表征。男性变成女性，女性气质变得男性化。最终，观众会质疑什么是男性，什么是女性，以及这些分类是否适合被用来理解这些插图。苏珊·斯特赖克(Susan Stryker)在描述跨性别的身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形成方式时指出，它们在可见和抹去、存在和不存在等方面的多重矛盾状态，与社会力量的以下运作密切相关：（1）创造规范；（2）赋予差异以结果；（3）构建主流文化的空间。斯特赖克的评论和更广泛的跨性别理论在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性别观念在《心灵的冲突》中的视觉表现方式时具有指导意义，它建立了一个框架，允许分析主流文化的例外和异类。此外，跨性别理论以活的身体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跨性向者(transsexual)所面临的现实为中心，也以生活经验为表征，要求学者的视野超越形象本身，而寻找背后的人。此外，组诗(Cycles)，如《心灵的冲突》加强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导叙事方式，使精确的性别表现对艺术家具有挑战性。一个有乳房的Avaritia（“贪婪”的人格化）被构造为母亲，但在其他场景中却以男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Avaritia的表现不仅提醒观众要“饿死”恶，而不是“养育”恶；而且也让观众质疑其性别和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性别如何改变对恶的理解。Pudicitia（贞洁）和Libido（性欲）斗争的图像进一步挑战了观众识别性别的能力，同时也通过特质和图像设置来构建性别。不出所料，Pudicitia（贞洁）获胜了，但获胜只在她的女性气质被男性化，而她的敌人的女性气质被突显出来时。当恶试图挑战或滥用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角色时，它们会被强化了中世纪早期社会期望的人物形象所覆盖；那些维护性别角色的人会得到奖励。本文以跨性别理论为基础，着重探讨了性别失衡的具体时刻，旨在说明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手稿中如何利用性别来质疑男女的角色，最终目的是强调正义行为的重要性。它首先考察了性别是如何在晚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被普遍建构的，特别是在《心灵的冲突》手稿中，通过概述性别是如何始终如一地以不稳定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Pudicitia（贞洁）与Libido（性欲）斗争的例证以及Avaritia（贪婪）作为母亲的性别表征。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的四世纪末或五世纪初的诗《心灵的冲突》描述了基督徒相信所有灵魂每天都要面对的内部斗争：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虽然理查德·斯特蒂纳（Richard Stettiner）曾提出，这本书很可能是在公元413年普鲁登修斯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首次插图，但现存最早的插图手稿是公元9世纪。这本书是在七世纪到九世纪间传入英国的。现存最早的（未配图）版本的文本已知在英国是罗林森(Rawlinson C.697)。虽然这本书可能更早到达英国，但不难想象，在9世纪，作为阿尔弗雷德(Alfred)改革的一部分，这本书以一种没有插图的形式被首次引入英国。此外，考虑到这一时期手稿装饰的相对爆炸式增长，包括在盎格鲁-撒克逊背景下未加插图的文本，如古英语的《六书》(Hexateuch)，在埃德加和伊特尔沃尔德(Edgar and Æthelwold)统治下的十世纪修道院改革为手稿插图提供了可能的背景。此外，《心灵的冲突》的叙述反映了修道改革家和他们的学生在作品中发展出来的关键主题；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在拒绝致命的罪恶的同时，要活得正直，坚守关键的美德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形态在修道士和普通教徒中都得到了推广，晚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著作针对的是他们自己领域内的不同群体。许多流行的著作的读者见证了一种二元性——既适合于宗教秩序中的人，也适合于俗人，因为它们专注于普遍行为的重要性。不寻常的是对于一个非礼拜式的文本：三套完整或几乎完整的有插图的组诗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而第四套保存在一个对开本里。它们都起源于10世纪末，与坎特伯雷和马尔梅斯伯里等重要的改革中心相连。盎格鲁-撒克逊插画师是第一个把《心灵的冲突》的善与恶（几乎）完全看作女性的人。然而，他们的描述在单独的手稿或所有手稿中并不总是稳定的。这一点在每一部手稿中都很明显，涉及到许多善与恶，包括Pudicitia（贞洁）、Libido（性欲）以及Avaritia（贪婪）。对于这些场景，每一个手稿都遵循一个与场景相关的一般模式：Pudicitia（贞洁）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在死亡中女性化；Avaritia的性别表征在一系列与恶斗争的场景中是不稳定的。本文将大英图书馆附加MS 24199与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心灵的冲突》对话，并在适当的地方描述场景中的差异。虽然24199并不是现存组诗中最完整的一个，但它展示了这里讨论的所有趋势，并且，在Pudicitia（贞洁）与Libido（性欲）之间的战斗中，夸大了它们。提供的图像大部分来自大英图书馆的附加MS 24199，除非组诗不完整；其他手稿中的场景对开本编号已注明。在考虑个别场景之前，首先必须了解性别在这些图像中以及在更广泛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是如何定义的。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表演性定义为身体的重复程式化，在一个高度僵化的控制体系内的一系列重复行为，这为理解手稿中性别是如何构成的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基础。身体的程式化不是通过日常表演本身，而是通过在插图中反复表现身体来实现的。那么，证明性别的责任就落在观众对某一特定人物的服装和特征的理解上。控制体系是可被预期的表现，观众通过熟悉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其它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和《心灵的冲突》中的其他人物而被教育去理解。而当识别出异常时，就破坏了预期的性别呈现，鼓励观看者质问他们自己在文本中的位置，以及观看者在图像和文本信息中的位置。此外，在讨论旧英国文学中的女性时，克莱尔·李斯(Clare Lees)和吉莉安·奥文林(Gillian Overing)注意到，这些文学作品并没有确切提出什么是女性的问题，而是通过她们作为妻子、王后、修女、女儿、姐妹和情人的行为来描述她们。女性应该像Mary（贞洁，顺从，谦卑），而不是像Eve（不服从，虚荣，好奇）。换句话说，是她们的表现决定了什么是女人。然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灵的冲突》的女性形象，在展示女性特征的同时，尤其是在着装方面，也模糊了对女性行为的传统解读：她们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好战的，融合了勇士的男性角色，这在整个组诗插图中创造了张力。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心灵的冲突》组诗中，随着胜利的临近，本是女性的“善”特征变得更加男性化，而模糊的或女性的“恶”则随着她的失败和死亡的临近而日益女性化。手稿仿佛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然而，当性别被定义时，它往往在插图中会受到限制。识别一个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取决于人物的穿着。按照既定的传统，男性人物通常穿着长束腰外衣，通常与日耳曼或教会服装有关，或者穿着短束腰外衣和紧身裤。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可能有外层，如斗篷。女性形象总是穿着长袍，头发或长而不露，或戴面纱。在少数情况下，长裙和发型并不能确认性别。如果有斗篷，可以用来补充解释：单肩扣斗篷传统上与男性相关，而双肩或中间扣斗篷则与女性相关。在讨论人们如何判断与之交流的人的性别时，致力于当代性别理解的社会心理学家苏珊娜·凯斯勒(Suzanne Kessler)和温迪·麦肯纳(Wendy McKenna)得出结论：人们按照以下模式来判断性别：只有当不能视某人为男性时，才会将其视为女性。在将《心灵的冲突》中的人物识别为女性的情况下，这样的模式反映了观看者在试图识别人物性别时所进行的过程。在这里，短束腰外衣或面纱决定性地指示性别；而穿长裙会让人关注是否有任何指示男性的特征：没有面部的毛发或向后的头发看起来是女性，但是在晚期盎格鲁-撒克逊手稿中发现的教会人物和向后的头发的男性人物的存在削弱了这些人物是女性的可能性。想要把性别模糊不清的“善”而不是（将）被击败的“恶”看作女性，需要观众更多地去捍卫自己的判断。然而，尽管观看者可能已然满足于在一个场景中进行的性别判断，但下一个场景可能就会呈现一些挑战该判断的东西。凯斯勒和麦肯纳主张：现代观众倾向于坚持他们原来的性别解释，因此人不需要“坚持‘做男性’或‘做女性’”。与之不同的是，在《心灵的冲突》中，角色让观众(不管是现代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地重新评估他们原来的假设。尽管整个组诗都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性别在整个手稿中不断被操纵，但在组诗接近尾声时的一系列场景表明了一种严格定义的性别表征。场景描述了Pax(和平)和她的军队战胜了一系列的恶，如Metus(恐惧)、Labor(辛劳)、Vis(暴力)、Scelus(犯罪)，以及命令她的军队返回营地的那一刻。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性别是建立在人物行为的基础上的：他们表现出(perform)他们的性别。当他们作为战士出现时，Pax的军队看起来是男性；然而，当同样的形象被展示出来的时候，她们都是女性(图1 - 2)。本文描述的场景如下：康科德发出信号，把胜利的旗帜带回营地，回到他们的帐篷。军队从来没有像她这样漂亮，那样光荣，她带领她的军队排成两列，排成长队，步兵团边走边唱，而另一边则高唱着骑兵的赞歌。
尽管画中大部分都是女战士，但艺术家们对女战士的形象感到不安。毕竟，战争在中世纪被视为男性的活动。女性形象负责高兴而不是打架。而缺少高兴的男性角色则更难解释。这可能是女性宗教听众的象征。在关于艾尔弗里克(Ælfric)的《对朱迪斯的布道》(homily on Judith)的女性观众的争辩中，玛丽·克莱顿(Mary Clayton)指出，朱迪斯是一个可以被不同观众解读的人物。她进一步认为，文本的结论更适合女性宗教听众，因为埃因沙姆(Eynsham)的修道院长、修道院改革的支持者、十世纪晚期或十一世纪早期的作家艾尔弗里克(Ælfric)希望阅读(或倾听)的女性不要从字面上理解战争。《心灵的冲突》见证了与女战士类似的关系。虽然在整个组诗中，善与恶可以同时与男性和女性对话，但鼓励大批信教的女性参加战斗是有问题的。因此，艺术家们在理解性别角色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构建了善的群体。《心灵的冲突》的文本暗示了女性战士个体，而不是女性群体，这是刻板印象是男性的战士的例外。然而，成群结队的妇女最好祈祷和欢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似乎个别女性可以成为例外，跟随玛丽(Mary)的脚步，成为教会武装(Church Militant)的象征。从文本上看，拉丁语语法是解释为什么这些组可能以这种方式交替出现的唯一指标。636行中的cornicinum（吹鼓手）在语法上是男性的，但agmina casta（字面意思是纯洁/贞洁/虔诚的军队）和bifida agmina（双纵队）在语法上是中性的，这就为把善描述为女性提供了可能性，正如他们在整个组诗中所做的那样。中性的词语也使艺术家们能够诉诸诗歌和插图的普遍主题：善与恶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面对的东西。因此，在这些场景中，艺术家通过表现男性和女性的善，为观众创造了一种无论性别都能在画面中看到自己的方式。因此，手稿的读者作为一个群体，应该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考虑。尽管如前所述，在这个组诗中有某些时刻似乎直接对女性宗教听众说话，但善或恶在人格化时，性别的交替和模糊允许每个人在特定的善或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打开了听众性别多元化的可能性。此外，手稿本身也暗示了这种多样性。就受众而言，文本可能比图像更容易被更多的人所熟悉；文本可以大声朗读给一大群人听，而图像一次只能被一小部分人看到。尽管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CCC)的MS是一个较大的卷，可以被一小群人使用；但克利奥帕特拉·C·八世的相对较小的尺寸有更少的人同时观看，因此其可能是为个人学习而设计的，修道士和修女都被鼓励这样做。此外，手稿上的铭文已经磨损，这可能意味着使用相当频繁。另外MS 24199的大小介于另外两份手稿之间。无论是面对一个修道士，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二者兼而有之的群体，也可能包括混合群体，《心灵的冲突》都包含了一些能够吸引所有人的东西，这些人可能是目标观众或实际观众的一部分。此外，人物的模棱两可使男性和女性都能将自己视为善或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观众都能看到自己在整个组诗中被善和恶所反映，并能理解文本强调的正义行为重要性。凯瑟琳·卡尔科夫（Catherine Karkov）在讨论CCCC MS时曾指出，缺乏证据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心灵的冲突》手稿是女性使用或制作的。图像的性别特征，以及它们在10世纪的出现，都表明我们或许可以将手稿的制作与教会内部女性权力的缩减联系在一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任何假设女性是否有使用或制作过手稿。尽管暴力通过女性身体反复上演，但善依然是女性化的。考虑到插图的模糊性，和盎格鲁-撒克逊将善描绘成女性战士而不是一般的男性战士（如大陆手稿中所见）的创新，以及普遍适用的善与恶主题，手稿的读者可能是形形色色的。此外，手稿中的古英语题注也见证了一种试图扩大文本吸引力的尝试。这样，它的要点是通过三种语言传播的：拉丁语、古英语和视觉。普通人和修道士将能够理解这三种语言的任何组合。而且，像文本一样，听觉作为第四语言也被证明（使用了），这进一步扩展了文本和文本的主题给可能存在的文盲受众。因此，理解或解释的视域可能会因受众的性别而发生变化，从而使现代学者试图为这组手稿建立一个特定的受众群体的文本及其图像变得更加怪异。观众群体，就像性别的表征一样，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对于个别场景，模糊性变得更加明显。在描绘Libido（性欲）和Pudicitia （贞洁）之间的战斗时，组诗显示出这两个人物时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然而，这些插图把Libido等同于小植物。这种效果在MS 24199中最为明显，在那里植物等同于恶，随着恶在战斗中状态的改变而生长和死亡。当Libido攻击Pudicitia时，树叶丰富，似乎随着Libido接近善而生长。除了每个人持有的武器，唯一的不同是发型：Pudicitia的头发要么很短，要么被固定在头盔下面，而Libido的头发则顺着她的背部垂下来。当Pudicitia攻击Libido时，恶就会向后退去，树叶几乎看不见。然而，下一幅图中的叶子几乎等同于Libido。尽管善在视觉上是压倒性的，恶和树叶都消退了，与他们在战斗中的地位下降相呼应。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场景中，树叶被转变成一个小的，荒芜的小丘，当Pudicitia谴责恶时，它支撑着被击败的Libido（图3-6）。纵观这些图像，性欲被描绘了两次：象征性地表现为树叶和女性的人格化。
在盎格鲁-撒克逊手稿中，各种各样的花卉装饰和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关于圣母玛利亚和效仿她的圣徒，例如《圣伊特尔沃尔德的祝福中的伊塞尔沃尔特》。在那里，叶子可能与中世纪早期的著作有关，把玛利亚比作百合花和亚伦的枝条(Rod of Aaron)，后者可以没有种子而开花。然而，在这里，树叶的使用代表着不义和恶，并且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色欲周围的叶子不可识别是什么植物，更抽象、更难确定。它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藤蔓-灌木-叶状的东西，生长不受约束，成为恶的特征。恶和树叶一起威胁着Pudicitia在战斗中的地位。性欲和女性与自然的平衡可以被看作是把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的趋势的一部分。在对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总结中，维多利亚·戴维恩(Victoria Davion)论证了自然在历史上一直与女性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联系在一起：母性和无法控制的女性。与玛丽正直、如花般绽放的母亲身份不同，Libido被描绘成一个无法控制的女性，与不受约束的天性密切相关，这种天性威胁着善，尤其是贞洁(chastity)。此外，对于与修道改革有关的十世纪作家来说，性欲是最具威胁性的恶。在艾尔弗里克(Ælfric)的De duodecim abusivis（《论十种恶习》）中，他将第五种恶习列为女人的行为不检。段落如下：第五种恶习是女人的不检点。行为不检在世人眼中是可耻的，不检点的妇人一生都是无价值的，在她死后，上帝也不会奖赏她什么。智慧适合男人，端庄适合女人，因为端庄能保护他们免受恶的伤害。有端庄的地方，也有纯洁；端庄的女人憎恶贪欲，不挑起纷争，却能平息怒气，藐视性欲，抑制贪婪。她戒酒，不爱闲聊。真正的端庄能胜过一切的恶习，能保持好的习惯，使神和人都喜悦。克莱尔·李斯(Clare Lees)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作品见证了一种对性的态度，这种态度具有精确的文化逻辑。在这里，艾尔弗里克的作品有助于突出盎格鲁-撒克逊的善与恶的性别观念。盎格鲁-撒克逊《心灵的冲突》插图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女性善在整个组诗中都表现为胜利，但当遭遇致命打击时，Pudicitia必须变得更加阳刚，才能战胜邪恶，因为随着她的死亡和叶子的减少，恶呈现出更加女性化的外表。此外，虽然Libido在外表上表现得模棱两可，但松散的发型，再加上Libido与自然的等价，意味着尽管有模棱两可之处，但恶应该用女性化的角度来理解。此外，只有在战斗中，这种性别的模糊性才是明显的，再次显示出（艺术家）对女性战士的不安；这种不安也体现在Pudicitia的头盔上，在男性形象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到，这使她在战斗中变得男性化。这种尤其是在女性善战斗的时候发生的男性化，绝非偶然。它有助于进一步区分胜利的善和女性化、被击败的恶。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写作中，可以发现战败敌人的女性化。例如，在吉尔达(Gildas)的De excidio Britanniae（《不列颠的毁灭》）中，吉尔达把战败的英国人描述成女人一样，她们伸出双臂准备被胜利的罗马人束缚。因为他们是由一个女人（Boadicea）领导的，也许，在一个男性战士的社会的眼中，把战士们作为战败中被带走的女人才是恰当的。与被击败的性欲一样，敌人的女性化是为了提高军事实力，进而提高胜利者的男性气概。这种语言至今仍被军人使用。尽管至少在中世纪的世界观中，一个男人击败一个女人，而不是另一个男人，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个击败一个男人的女人却质疑这个男人的阳刚之气，以及他对男性能指的控制。在讨论格伦德尔(Grendel)的母亲在《贝奥武夫》(Beowulf)中模糊的性别时，吉莉安·奥文林认为，诗人贝奥武夫和看守战士都想削弱对手的女性气质，而对手的女性气质可能会削弱他们。当一个女性个体通过接受或反抗这种男性形象来挑战这种男性形象时，她们的性别可能会表现为不稳定，以便维持或试图维持社会性别的正常状态。随着叙事的发展，Libido并不是唯一女性化的恶。就外表而言，Avaritia（贪婪）也许是最模棱两可的恶习。Avaritia的故事从其收集上次战役的战利品开始。在第一张图片中，Avaritia的头发飘逸，穿着长袍，看起来像是女性。然而，下一幅图中，她穿着斗篷，斗篷被系在肩膀上，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是一种传统的男式服装。第三张图片显示的是Avaritia正在哺乳她的孩子（图7）。文本将场景描述为：忧愁、饥饿、恐惧、痛苦、伪证、苍白、腐败、背叛、虚伪、失眠、卑鄙，形形色色的恶魔，都会出没在这个怪物身上；至始至终，它们的母亲贪婪的黑牛奶所养育的孩子，犯罪，像掠食的狼一样，在田野里徘徊跳跃。虽然Avaritia的黑牛奶肯定是一种修辞手段，表示她和她的孩子的邪恶，考虑到血液和牛奶在整个中世纪被混为一谈，其他层次的象征可能在这里发挥作用。Avaritia的乳汁，她的血，可以被看作是基督赐予生命、拯救生命的血液的反面，或教会/玛利亚的乳汁的反面。Avaritia不是提供人类以代祷和拯救，而是提供一个诅咒的圣礼。考虑到玛丽和基督与牺牲相联系而且他们对这个世界缺乏欲望，把Avaritia乳汁视为诅咒圣礼是不足为奇的。母乳喂养的图像在盎格鲁撒克逊艺术中很少见。除了《心灵的冲突》手稿，只有大英图书馆的MS Harley 603展示了母乳喂养。虽然夏娃和Avaritia都是袒胸露乳的女性，但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却不尽相同。夏娃的母性是她堕落的结果；根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诗歌表述，有一种观点认为，夏娃的堕落并不是为了犯罪而犯罪，而是为了保持对亚当的忠诚。相比之下，Avaritia的母性，同时也是她罪孽的证据，通过培育更多的罪孽而强化了她的罪孽。盎格鲁-撒克逊的基督徒相信，夏娃将罪孽带入这个世界，玛利亚将会救赎它；Avaritia所孕育的罪不会被救赎，却被Avaritia和她的罪恶之子们所承受的美德所摧毁。在8世纪的英国弥撒中，玛丽被认为是颠覆夏娃诅咒的人，因为她是处女母亲。这在一个小范围内也和Avaritia的赃物分配相呼应。在下面的图片中，在组诗循环回到以男性服装类型呈现人物之前，Avaritia穿着长袍，绑着长发。虽然像Puditicia和Libido这样的恶和善在他们的战斗中变得更加男性化或女性化，但只有Avaritia的性别是不断变化的，不仅在穿着上，而且在行动上。因此米尔德里德·布德尼(Mildred Budny)在讨论剑桥版《心灵的冲突》时提出，哺乳时，Avaritia要么是未戴面纱的女性，要么是反常地哺育孩子的男性，她的观察建立在Avaritia在剑桥组诗的其他地方是男性的基础上。大英图书馆的两个组诗也是如此。然而，把Avaritia的性别描绘成不稳定的，可以让艺术家们用怪异的方式来说明这种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家们用带性别意味的语言来描述普鲁登修斯的怪物们。根据Asa Mittman和Susan Kim的说法，中世纪文本和图像中的怪物不仅象征思想，而且还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实体。Oswald认为，怪兽的设计目的是同时挑战和确认社会边界，包括在怪兽的性别具有渗透性时重申人类性别的边界。除了她有罪的养育之外，Avaritia具有渗透性的性别是她畸形(monstrosity)的关键标志之一，有罪的养育因为她具有渗透性的性别表现而被允许。在组诗中，对Avaritia的描绘并没有严格地区分男性和女性，而是有意地流动。艺术家故意动摇恶的表现，以显示其危险性。虽然善在群体中的表现可能是性别交替的，但他们的性别变化并不是对灵魂救赎的威胁。群体的变化并没有成为进一步破坏稳定的时刻，而是代表了人们对男女社会角色的认知——一个群体战斗；一个群体不战斗，因此加固了当时对性别的理解。相比之下，Avaritia不断变化的性别颠覆了观众对恶表现的期望，动摇了那个时期关于母性的更广泛结构，并将诅咒作为可以培育的东西而引入。总之，回到本文开头概述的理论框架，苏珊·斯特赖克的二分法在《心灵的冲突》插画中很明显。一种恶的可见性被一种善通过采用一种超越正常性别界限的角色来消除。一种善作为女战士的存在被一个群体中的善的交替性性别形象所破坏。当这种差异允许一种恶滋生，差异的后果可能是灵魂的诅咒。主导的性别模式被突出和强调。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是目标观众？观众的构成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艺术家要进行这种性别偏移？最后，虽然这里讨论的场景的某些方面有助于女性宗教听众的理解，但诗歌主题的普遍性和人物的模糊性使得两性都能认同手稿中所包含的含义，从而将图像的模糊性传递给手稿的盎格鲁-撒克逊使用者。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冲突创造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性别范畴的模糊表现，同时又试图维护他们之间的区分。